立冬时，去民国看了一眼

今天立冬，意味着生气开始闭蓄，万物进入修养状态。本想去山上或山外找个地方晒太阳，又迟疑半路上会不会有人要我张开嘴巴。便捧着一堆旧书坐到自家院子太阳下，不知不觉晒得后背发热，前胸出汗，居然脱得只剩了一件内衣，比有佳人自远方来时还热烈。

佳人并没有来过，这份热烈与温暖，是冬日里的暖阳，亦或是我正在读的这些民国旧人物书吧。民国史短得只有三十八年，却很热闹，出过不少人物。那时的大人物也是饮食男女，离不开吃喝、私情，他们摘下面具的私生活原生态，没有虚伪、掩钸，让我们从“人”的角度去重新看一眼这些过往历史上留有刻痕的人物。

丰子恺的漫画通俗易懂，我倒是很喜欢他的文章。就像吴冠中的画，很多人吹得神乎其神，我还曾专门去中国美术馆看过吴冠中的国画油画展。这两个画家卓越的文采，都被他们的画名盖了帽，可能在世人眼里他们的画值钱，而他们那些文章纵使读得再熟又卖不出钱来。丰子恺亦是非常有趣之人，1948年3月，郑振铎到杭州住葛岭饭店。一天晚上，他喝过一斤黄酒后到丰子恺家，恰巧丰子恺也刚喝了一斤黄酒。两个十年未见面的酒友在家他让女佣端来一壶酒和下酒菜:酱鸡、酱肉、皮蛋、花生米。外面下着小雨，丰家墙上贴着一首他抄录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:“草草杯盘共一欢，莫因柴米话心酸。春风已绿门前草，且耐余寒放眼看。”

酒多话多，两人想起二十多年前一件和喝酒相关的旧事:

那时他俩都在上海。郑振铎在街上遇见丰子恺，正是吃饭的时候，便拉子恺吃西餐去。两人来到一家西菜馆，点了菜，要了一瓶白兰地。饭罢，买单，郑振铎摸口袋没钱，丰摸出一张五元票子把账付了。隔了一天，郑振铎找丰子恺还钱，摸出的是一张十元，丰不收。正拉扯间，同事刘熏宇过来把钱抢去，说:“都别客气了，去喝酒吧!”于是喊了夏丏尊、匡互生、方光焘等七八人，去了小酒铺，大家烂醉如泥。眼下，当年共饮的人中，只剩他俩喝酒叙旧了。

2001年初春，我与两个刑警去山西追踪调查“断足女”事件，途经昔阳县时，我提议去一趟大寨，上了虎头山。山顶上积雪还未溶化，我看到陈永贵的墓碑，还有郭沫若的墓碑。甚为好奇，这样一个风流人物死后把骨灰埋上了虎头山。那天，我对陈永贵墓碑躹躬，并未给郭沫若行礼。据说，康生曾说自己用脚丫子夹树枝写字也比郭沫若好。可能很多人缘于这个看风使舵的文人骨头没有几两重，而就轻看了他吧。这个上午读到他曾到安庆来喝过一场酒，倒是有几分文人的豪情。

那是1927年3月19日，武汉国民政府派郭沫若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到安庆拜访李宗仁，欲使其兼任安徽省主席。郭从下午两点说到傍晚，李宗仁仍不松口应允。李留郭吃晚饭，喝的是白兰地酒。郭沫若健谈善饮，擅长划拳。他与李宗仁划拳，大慨郭喝一杯，李喝四五杯。李大醉，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，李宗仁问左右，“郭副主任(郭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)哪去了？”副官答:你醉了后，他再三推你不醒，便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去了。

郭沫若喝醉李宗仁的时候，郭沫若在日本的同学郁达夫也在安庆执教。曾有一段时间，我对郁达夫的作品很是痴迷，买了能买到跟他有关的书籍，几次到安庆寻访郁达夫工作、生活的地方，对这位多情、甚至有些滥情的民国才子，先是崇拜，尔后是满满的同情与可惜。我看过他在印尼被杀害前不久的一张照片，瘦削的身体，满脸的胡子，没了半点留洋饱学之士模样，全是一副穷苦人的神情。那时，他与他此生最后一个女人在那岛上办个小火柴厂谋生，那位女性姓何，是我的宗亲。

郁达夫与在北京的孙荃正在为龙儿之死而悲伤不已时，却迷恋上了杭州名媛王映霞。他们结婚后，当时战地记者曹聚仁对徐懋庸说:“一个瘦的诗人，配上一个结实的美人，一定要时常牙齿疼，终于闹离婚。”曹聚仁战时跑遍了半个中国，也是见多识广，他说过:诗人住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，住在楼上就是一个疯子。
才子佳人恋爱看上去很美，其实再浪漫的爱情还是需要物质基础的。何况王映霞岂能忍爱得了郁达夫的贫穷，还有无尽的猜测与绝情？两人没维持几年，浙江省教育厅长、也曾留 学日本的许绍棣就成了第三者插足。郁达夫自然不服，说:“现在他比我有名，再过五十年，我们两个齐名，再过一百年，我比他有名。”许绍棣后来去了台湾，也未能与王映霞修成正果。可是，西子湖畔的王美人，等不了五十年，甚至是一百年后更有名的“郁达夫”，她只能上了别人的床。

郁达夫还是值得尊敬的，虽然他多情，但是仍然将现在的许多“文人”甩了几条街远。现在的“文人”自家的女人还没有被穷跑掉了，自己倒先钻进富人的裤裆里，或是成了衙门口的一条狗。

欧远方和李准，这两位先生，如我这样的人以前是接触不上他们的。但是我收藏了一条竹石菊花画，却能道出两位先生之间的一段佳话往事。这画是李准送给欧远方的，李当时是中国作协副主席，欧远方是安徽省委宣传部长、安徽日报社社长。那时，文人间赠送诗画是常事，绝无现在的俗世做法。这幅作品流落于市面被我碰见，现在挂在我山间居所的屋子里，看上去有几分静气与文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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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准生长在河南农村。抗战时他在达德中学读书时，逢河南大旱，学校的伙食标准一再看减，每天两顿面片。李准个头小，每逢开饭，两大锅面片抬出来，身强力壮的学生便挤到前头，每人把着一把长把勺子，用勺子一搅，再一捞，稠的就进碗了。李准凑到跟前时，就剩下半锅面汤了。旱情愈发严重，片儿汤也喝不上了。李准回忆说:“每星期天回家背点红薯面饼馍，由母亲烙好卷点韭菜花，背到学校，每天啃点干饼馍，喝点开水。”这样的苦难经历，对一个作家思想、情感的成长、成熟都是炼狱，又哪里是现在清水煮过的作家所能比拟的。

我在没入职记者行当前，对邵飘萍大为崇拜，他混迹达官贵人风流场合，忙乱间能套出许多独家新闻，转身写一纸条传出去，次日报纸上便有了轰动新闻。后来，我真当了记者，才知道能写出来的毕竟只是极少数的，能发表的又是少之又少，审了又审。我还幸逢过一段相当开明开放的光阴，隔现在全成了被捏着嗓子叫的鸟。有时遇到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责怪现在记者不敢担当，不敢曝光，我全当没听见。你手上有刀就能随便砍人吗？曹聚仁在民国时算是厉害的了，他晚年回忆往事慨叹过:“希望读者莫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;在战时，道德是放了假的。”他说的可能是指他途中的一次艳遇，而且地点就在皖南一个小镇旅馆。

一天深夜，曹聚仁在皖南一个小镇的饭铺和伙计攀谈，伙计说镇上没旅馆，楼上有一个房间，只能和别人搭铺。他后来回忆说:“房中有两张床，右边那张床，住着中年妇人，带着一位16 岁少女……我走得很疲乏，吃了晚饭便睡了。哪知到了半夜，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。那少女一声不响，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，也就糊里糊涂成其好事了。后来，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，只好听伙计的安排，走这么一条路了……第二天早晨，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，叫了一辆独轮车，送她俩上路，还送了十块钱。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，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。临别时，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。我偷偷地看了，原来是猩红血迹的白手帕，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。”

此一时，彼一时，不能胡乱去比。人不能比，时代也不能比。